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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峰碧透秘色留踪 ——临海“官窑”发现记

作者:陈引奭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9年04月05日

  梅浦窑划花青瓷执壶

  梅浦窑青瓷斗笠碗

  龙兴寺旧址所出刻划字瓷片标本

  府前街附近的下水道工地现场捡拾梅浦秘色青瓷花口碗

  临海出土唐代青瓷精品粉盒与秘色划花碗,具有典型的仿金银器特征与气息

  在唐代晚期,秘色瓷器在临海已为贵族或僧侣使用。至吴越国晚期与宋代早期,作为余姚上林湖窑场的补充,临海的梅浦与许墅等生产条件较好的窑场承担了部分秘色青瓷的烧造任务,这些任务应该为钱氏等王族官员所派遣,并在技术工艺上严格要求。

  临海古城西灵江南北有梅浦、许墅窑址群,这些年来发现了数批唐五代至宋时秘色青瓷,为许多专家所认可,耿宝昌先生甚至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秘色瓷器有可能就是临海窑场所烧造。

  一、梅浦窑与许墅窑[1]

  1.梅浦窑

  梅浦村位于临海古城以西。

  梅浦周边窑址众多,古时候相传该处有称“三十六支窑”,其最盛时大约有窑场60余家,分别分布于梅浦村周围的后门山、马里墩、凤凰山以及王岸等处,是古代台州较大的窑址群落。1982年,台州文管会与临海博物馆组织对该窑址群进行调查,并捡拾瓷片与匣钵若干。1983年4月15日,临海县人民政府在梅浦村西南隅的后门山立碑,公布该窑址群为“临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该窑址群始于唐代早期,元以后式微,以王岸窑的年代最早、后门山窑的堆积最为丰富、凤凰山窑的质量为最好。

  凤凰山窑所出瓷片为梅浦窑当前所发现者中最为精美者,其胎体轻薄致密、制作规整。釉色有透明釉、半透明釉和不透明乳浊釉,其佳者釉面紧致,纯净静谧,青翠水亮,与秘色无异,有些质地与色泽甚至超过上林湖所产,器物有碗、钵、罐、盘、壶等,装饰技法有刻、划、刻划并用、镂空刻划等,以刻划花最为多见,刻划技巧娴熟流畅,极为精巧细密,所作文饰有荷花、蝴蝶、牡丹、莲瓣、缠枝花草、飞鸟人物等。前些年来因高速公路建设,此处瓷片多被捡拾,现在部分古陶瓷爱好者所持有的梅浦窑瓷片标本多为凤凰山窑所出。

  2.许墅窑

  许墅窑址位于许墅村村口东面山嘴头南麓,距离灵江约350米。1966年,临海箱板纸厂建厂选址于此,在测量时发现该窑址。当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派朱伯谦先生来到临海,主持发掘清理。窑址清理结束后,发现的器物标本多为浙江省文管会收存,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临海市博物馆留存部分标本。近年,许墅村在开挖地基时,又发现瓷片填埋坑,临海市博物馆马欣等同志前往勘察,捡拾秘色青瓷标本若干。馆藏中另有蕉叶纹小罐为许墅窑唯一一件基本完整的器物,现在与许墅窑有关瓷片一道陈列于临海市博物馆。

  从出土标本中的上品瓷片来看,许墅窑瓷器胎体轻薄致密,制作规整,釉色为明净、水亮、青翠,玻璃质感较强。盘、杯、碗等大致为仿唐代金银器风格,造型精雅、玲珑端巧中有着唐代审美中的雍容华美。装饰技法刻、划、刻划并用、镂空等,以划花最为多见,刻划工艺准确、大气、饱满、利落。纹饰题材有蝴蝶、牡丹、莲瓣、飞鸟等,刻划技巧娴熟、细腻。

  二、临海市博物馆所藏梅浦窑与许墅窑标本

  1.梅浦窑瓜楞青瓷壶

  此件器物标本1982年采集自梅浦窑址,壶颈部以上、流口及执柄均已残损,仅留壶身与小半截壶颈。残存壶颈口径4.5厘米、底径7.6厘米、腹径14.2厘米、残高15.3厘米。胎质较细,胎骨坚硬。釉色偏黄绿,釉质呈橘皮状,微见缩釉。其最大特征在其壶体高出棱之器形,体现了此件器物在胎体制作上的规整,这也说明了当时梅浦窑瓷器在表达五代两宋时期陶瓷器灵秀风韵的同时,也保存了唐代皇家瓷器挺拔俊朗的审美气质。

  此件标本为近年于梅浦窑出土采集,其口沿部位有数处磕碰,碗内有黄色水沁斑痕,但整体尚为完整。就其残破处观察,此件标本的胎质在所发现的梅浦窑器物中最为细白。口沿处则有一道弦纹,且口沿边为芒口,故此弦纹或许为扣金所留。此件标本给人最直观的特点则是其釉色的青翠透亮,玻璃光泽很强,这在临海的其他窑址中均为所见,甚至比龙泉窑梅子青瓷器更为青翠明丽。

  2.梅浦窑相关瓷片与窑具标本

  3.许墅窑蕉叶纹青瓷罐

  此件青瓷小罐标本(或为水盂)为许墅窑出土,保存状况基本完整,为国家二级文物。其口径4.9厘米、底径7.1厘米、高7.6厘米、腹径10.6厘米,胎质青灰偏白,质地细腻,修胎规整,主体圆润如球,以浅浮雕手法饰以蕉叶,所刻蕉叶3叠,叶瓣经络以细划线出之,圈足外削而挺拔,整体满釉,釉色青翠,器底有隐约的垫烧痕迹。此器典丽秀雅,精致可爱,与唐代金银器的混沦大气相比,已显纤秀。

  从梅浦窑与许墅窑瓷片各个阶段的标本情况看,其前期所烧制的以民用与贸易器物为主要产品。五代至宋以后,其烧造的技术工艺上出现了精益求精的状况,瓷土的淘炼越来越精细、灰白的胎体越来越细腻干净;修胎工艺越来越规整、挺括、匀薄;刻划花工艺越来越精致灵动,釉质越来越光润紧致;釉色也越来越漂亮、器形与品种也越来越多,出现了许多非民用器物,这些所体现的是跳跃式的进步。在瓷器的审美上,这些窑场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器形、胎釉、纹饰上,从唐代金银器、秘色瓷器的风格,到五代、宋之后逐渐转向绮丽、清秀、典雅的风格,这些在上述窑场的瓷器标本上都可以看得到。而比较目前可以明确的秘色瓷,如陕西扶风法门寺以及上林湖地区等秘色瓷的质地,也可以看出临海这些窑场所烧造的上品秘色青瓷在质地上并不逊色,甚至在技术工艺上已经有所超越。

  三、梅浦窑与许墅窑秘色上品瓷器标本的当代认识与价值地位

  1.1993年10月18日,由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印尼、捷克五国9位古陶瓷专家组成的ZA-11009文化艺术团,在浙江省和台州地区文物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临海博物馆馆藏的古窑址出土瓷器标本。他们对溪口、涌泉的东汉至南朝窑址群烧制产品的工艺之精、水平之高感到震惊,认为这代表了当时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对以往以越窑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必须重新认识。另外对许墅、梅浦窑址烧制的五代至宋的产品也十分感兴趣。过去他们经常看到菲律宾、日本等东亚国家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但一直不知产自何地,今日看了许墅、梅浦窑的标本后,才知道都是临海的产品。当时,艺术团中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何翠媚女士也指出,东南亚各国发现的瓷器有部分与临海梅浦窑出土的瓷器属于同一窑系的产品,梅浦窑瓷器似乎继承了南朝台州窑的成就继续远销海外。【2】

  2、1995年1月16日,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当代陶瓷学术研究泰斗耿宝昌先生根据其所见及的各地瓷器标本,提出:“临近黄岩的临海县许墅窑产品尤其典型,过目所及的标本,有刻花镂空工艺的香薰、盒等,均胎质细密如玉,釉色青绿如翠,堪称秘色瓷上品。笔者据此认为,该窑场不见经传,却极可能为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秘色瓷故乡之一”[3]

  3、1995年3月20日,浙江省博物馆李纲等3人来到临海市博物馆,参观宋梅浦古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他们对梅浦窑的产品评价很高,认为总体质量要好于黄岩沙埠窑的产品。[4] (下转第4版) (上接第3版)

  4.2002年,台金高速公路建至梅浦村,因工程建设需要,于凤凰山麓开挖基坑时,发现一批古钱币的窖藏和一处瓷片填埋坑。在出土的大量古钱币中,北宋年间的有“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崇宁重宝”“政和通宝”“靖康元宝”等,南宋有“嘉泰通宝”“嘉定通宝”等。瓷片坑中发现为数不少的秘色青瓷、并有刻划花纹的精美瓷片,吸引了众多古瓷爱好者的关注。被捡拾的这些瓷片标本在古瓷收藏圈中引起轰动。有人将之与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以及与上林湖考古发掘的秘色瓷进行比较,发现这批瓷片无论从胎土淘练、胎骨的细腻程度、釉质的紧密程度、釉色的纯净与静谧效果、刻划花工艺的精美度都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上林湖所出瓷器。

  有爱好者也以这些捡拾来的瓷片进行拼补复原,得到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有碗、盘、盏托、熏炉等,其器形规整端庄,造形丰富,根据这些器物信息可以推测梅浦窑址当年所烧制的秘色精品青瓷绝非一般民用之器。

  左为临海梅浦窑划花云龙碗。右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秘色陷地雕龙纹碗,刻划手法、陷地深度,立体效果要优于梅浦窑龙纹碗,秘色效果一个偏于暗青绿、一个偏于青灰,但形式上非常类似。

  5.2013年,临海巾山西北角改造时,发现了自晋唐以来的清晰地层。在唐五代至宋的地层中,发现许多瓷片,既有外来的秘色瓷精品,也有本地窑场所烧制的瓷器,其胎釉特征多数与许墅、梅浦窑各时期瓷器相似。考虑到该处在唐宋时期多为寺院建筑群,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寺院供器与僧侣用器中,有高档的秘色供奉之器,也有普通的日用器物。这些器物有些应为贵族的供奉,也有为寺院与僧侣定烧。这些供奉所用的秘色瓷器与定烧器物中即有梅浦与许墅窑的产品,且数量不在少数。而外来为贵族所供奉的高档秘色瓷器,也为推动本地瓷器的发展提供了样本。

  根据以上,

  可得出几方面认识:

  一是梅浦窑与许墅窑瓷器从唐代就已经开始烧造,到五代时期,工艺上日臻完善,至宋发展至巅峰。

  二是梅浦窑和许墅窑的瓷器精品品质很高,可以媲美秘色瓷器,所以陶瓷界泰斗耿宝昌推测临海许墅窑为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产地。

  三是梅浦、许墅窑的精品瓷器是以青翠的透明亮釉为主基调,施釉均匀清亮,刻划纹舒展大气不亚于耀州窑,且更多一份挥洒中的飘扬秀逸。

  四是梅浦窑瓷器标本中的精品胎质更为细腻,修胎精准,秘色翠青色釉的釉质坚致紧密。工艺更见精巧。

  四、秘色瓷的有关记载与梅浦、许墅窑烧制秘色上品青瓷的推断

  元代台州人陶宗仪在其《辍耕录》中提到:宋叶寘《坦斋笔衡》云:……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5]

  周辉《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

  “据《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供奉录》等记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17万件之多”“近20年来,在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县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7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瓘墓、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5]

  从宋人所记载的“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为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这话来分析,在五代时期,秘色器应该不是简单的越窑青瓷中的上品或精品,而应该有一定的规制,胎、釉、色泽、形制都应该有严格的标准,并且这种标准是不允许民间模仿的。

  冯先铭先生在国家文物局主持出版的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中国陶瓷》一书之第二章《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第一节开篇即提到:“北宋初期吴越钱氏(钱误作铁)出于烧造贡瓷的特殊需要,促使了浙江越窑(余姚县)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贡瓷的数量庞大,远远超越了越窑的生产能力,贡瓷由杭州湾地带生产条件较好的一些瓷窑分担……此外还有台州湾地区的临海和黄岩窑。吴越降宋后,贡瓷停止烧造……产量锐减,渐次走向衰弱……部分工匠向浙江南部迁移……”[6]

  在1995年1月16日,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会议”上,浙江博物馆李纲先生也提出:“五代后期,也就是钱弘俶在位期间(948—978),贡瓷数量猛增,动辄上万,这已非上林湖窑场所能承担,故宁绍地区许多窑场也于五代后期承烧贡瓷……临海、象山、黄岩等处窑场也大量烧造。”[7]。

  冯先铭和李纲先生的论断是基于大量的实地窑址调查而得出的结果,非常具有说服力。而临海梅浦与许墅窑的瓷片,其精密的胎质和清亮的釉色,足以说明当时这里的窑场所烧制的就应该是钱氏的秘色贡瓷。

  根据以上具体的标本实物和文献记载,可以推断,在唐代晚期,秘色瓷器在临海已为贵族或僧侣使用。至吴越国晚期与宋代早期(交叠期计有18年),作为余姚上林湖窑场的补充,临海的梅浦与许墅等生产条件较好的窑场承担了部分秘色青瓷的烧造任务,这些任务应该为钱氏等王族官员所派遣,并在技术工艺上严格要求。

  五、梅浦窑和许墅窑出现秘色上品青瓷的原因分析

  1.置台州州治于临海,带动社会发展和瓷业的迁移与发展

  唐武德四年(621),置台州,州治设于临海。自此,该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即由章安迁移至临海。社会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台州这一带的古代窑址群也出现了沿灵江由东向西,溯江而上并不断拓展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置州临海后,人口的增长、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海外丝路带动的瓷器贸易的发展,都促进了瓷器烧制需求的大量增长,而中原士族文人不断迁徙至此,他们风雅精致的生活,和他们所带来的器物在影响当地的同时,他们的需求也促进了本地瓷器烧造品质的提升。一些工匠也可能就是直接以贵族带来的瓷器为范本和标准,进行学习仿制,提升技艺与品质。

  2、吴越国钱氏家族成员大量在台州为官

  据《台州历代知府传略》统计,吴越国时期台州刺史共27位,而钱氏家族成员就多达12位。其中直系成员分别为钱镒、钱元映、钱俶、钱元(王亢)、钱弘仰、钱惟治、钱昱、钱郁等8人。其中钱镒为钱鏐之从弟;钱俶则是在台州任上被迎立为最后一任吴越王;钱元(王亢)为钱鏐之子;钱弘仰为吴越文穆王钱元瓘之第十三子,钱俶之弟;钱惟治为吴越王钱弘倧长子;钱昱为吴越忠献王钱弘佐长子,曾经两任台州刺史;钱昱为吴越忠献王钱弘佐第二子。外戚有曹仲达、沈承礼、吴延福、裴祚等4人。曹仲达为钱鏐妹夫;沈承礼为文穆王钱元瓘女婿;吴延福为文穆王钱元瓘恭懿夫人吴氏之弟,吴越王钱俶之母舅;裴祚为吴越王钱俶之女婿。[8]这些王族来到台州任职,吴越国朝廷应该会命令他们选择台州生产条件好的窑场,定向管理,烧制秘色瓷器,作为朝廷贡器的补充。

  3、梅浦与许墅的区域与资源优势

  梅浦与许墅,其窑址分布于灵江两岸,隔江相望,临海古城位于其东南方向仅五六公里的距离。且古城西门(朝天门)内外古来就是码头和商贸要地,梅浦与许墅同时兼具了市场交易优势,水陆交通运输优势,以及管理沟通的优势。

  另外,梅浦许墅其南北后背都是连绵的大山,曾听老一辈的窑工说,这里山里面黄泥质地细腻,黏性好,可以用作陶瓷制作,且资源十分丰富,而周边山林茂密,又可以解决长期而大量的柴火资源,具备了良好的资源优势。

  所以,对于窑场的老板而言,选择梅浦许墅制瓷,既有资源,又方便运输,同时更方便交易;对于窑工而言,这里离城市很近,生活便利;对身怀绝技的师傅而言,这里什么都方便,还可以有些娱乐生活,甚至可以住在城里早出晚归;对于官员而言,这里是伸手能及之处,方便管理,如果需要烧制朝庭要求的瓷器,梅浦许墅无疑是首选之地。

  故而梅浦窑与许墅窑自唐代以后,就成为最靠近台州州城的重要窑场。至晚唐五代时期,钱氏家族保境于东南,台州因此成为其后方经略之地,钱氏家族成员也多有任职于此。出于贵族使用、寺院供奉(钱氏家族笃信佛教)、甚至是向北方朝廷和王国进贡之需,官方通过这些具有资源优势的窑场,或许是直接管理,或许是以“官搭民烧”的方式,提供秘色瓷器的烧制标准与有关配方,甚至是引进北面优秀的陶瓷工匠,烧制优质的秘色上品青瓷,使之成为了越窑和秘色贡器的一个重要支系和补充。

  ◆注释

  [1]任林豪、马曙明:《临海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5年,梅浦窑、许墅窑章节

  [2][4]任林豪、马曙明:《临海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5年,临海市博物馆大事记

  [3]汪庆正:《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耿宝昌、《秘色瓷琐谈》

  [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唐、五代的青瓷·越窑》(p195)《宋代宫廷垄断的三个瓷窑》(P289)

  [6]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

  [7]汪庆正《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刚,《“秘色瓷”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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