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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抚基”主人系列故事:边才国器王士琦单骑平叛播州之乱(上)

作者: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9年06月24日
王士琦(1551—1618),字圭叔,号丰舆,浙江台州府临海人,明代军事家。王宗沐次子。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广西,当时王宗沐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出生前,王宗沐梦见天帝要给他一个像宋代名臣韩琦一样的儿子。韩琦,字稚圭,识量英伟,天资朴忠,屡决大策,以安社稷。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国公。所以,王宗沐就以韩琦名和字中的“琦”“圭”二字来给儿子定名和字,希望儿子像韩琦一样成为国家栋梁。

  士琦没有辜负王宗沐的期望。他“笃学躬修,练违世务。投艰应卒,方略不穷”。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与其兄士崧同时高中进士,王家以“父子三进士”而为一时传颂。据明人沈国元编的《皇明从信录》记载,这一年的进士中,被任命为庶吉士的有28人,其中以“徐大化、王士崧、梅国桢、王士琦”等人“文声最著”,兄弟二人都出类拔萃。三年后,其弟王士昌中进士,又以“一门四进士”而传为佳话。

  此后,王士琦历任南京工部主事,兵部郎中、主事。在南京兵部期间,经历振武营变(又称南京振武营兵变,是嘉靖间发生在南京的兵卒哗变)后的南军,骄横难治,不守纪律。士琦按律惩治,引发不满。军队以振武营变恐吓他,他巍然不为所动,而且惩办得更加严厉,最终令军士震慑,窘然散去,大家都说王士琦“未易撼也”。因为这次“治骄兵不畏强御”,王士琦赢得了“边才”之名,从而为今后从政打下了扎实基础。万历十五年(1587)十一月,朝廷敕命,升任他为承德郎,给予他的评价是“学有家传,才为国器。鸿工综事,蚤蜚誉于起曹;经武诘戎,益驰声于职部”,称他经文纬武,堪为国家栋梁。

  万历十八年(1590),出任福州太守。在任恪守职责,勤于政事,振刷清理前任留下的积弊,使“百务毕举”“庭无留牍”。最厉害的是他还有时间延见宾客,安抚百姓,与文人交流,诸事游刃有余,毫无案牍劳形之苦,其精力之充沛,应付之裕如,以至“人咸惊以为神”的地步;他亲自教育诸生,所认可提拔的士子多成为名士;每次旱潦祈祷,都有如神助。在任一年左右,就取得了“人歌而诵之,治行为天下第一”的治绩。

  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其父王宗沐去逝,因此回家丁忧。

  崭露头角后的王士琦从此走上“边才国器”的非凡从政生涯,播州平叛、朝鲜抗倭、顺义王封等军国大事中都有他的身影。他奔驰边关,援救朝鲜,一直为狼烟四起、危机四伏的明朝边关稳定而鞠躬尽瘁,参与了“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两大征,以文官身份,忠诚许国,建功边关,延续了其父的事功精神和报国之志,成为当时士林和文人敬慕的人物。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万历初,播州杨氏第29代家主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成为播州的领主和都指挥使。他刚愎自用,骄横跋扈,常常无端杀害辖区内的土民,强取豪夺地方财物,连“五司七姓”都不放过,从而加深了与其他大族之间的矛盾。明廷对杨应龙之乱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导致应龙恣意妄为、不断作大,引苗兵先后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四川参将郭成、总兵刘承嗣统兵征杨应龙,败绩于白石口,全军覆没。此时,刚从朝鲜抗倭之战中暂时脱身的明廷才下决心着力解决播州问题,万历皇帝令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邢玠总督川贵,勘处播州土司杨应龙。

  历边近20年的邢玠,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根据当时情形,觉得应该恩威并施,以安抚为主。朝廷廷议时,大家都认为需要一员能够胜过百万之师的能臣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邢玠推荐了“边才”王士琦。

  万历二十三年(1595),服满后的王士琦被任命为重庆知府,协助邢玠负责堪播事宜。王士琦作为王门后学,向来具有儒将之风,崇尚“攻心为上”的兵法,受其父“夫夷虽犷……诚有以安之,则可使为编氓”的思想影响,主张招抚,力图成就一番“昔相司马而南人不复叛,汉有汲黯而边烽以熄”的功绩。实地了解情况,“觇知颠末”,认真分析形势后,他觉得应该和平处理。一是“苗性犷蠢,不可治。急之,则窜鼠穴哗去;稍缓之,又扰法格杀长吏以为常”,针对苗兵的个性,不能一味用强,也不能稍有示弱;二是杨应龙反叛实际上也有被地方官逼迫的因素,因此,他“反形未具,可以恩信招来”,让其心悦诚服;三是当时国库空虚,四川历经动乱,经济凋敝,民不堪命,继续用兵而一时无法解决问题,“则烦费不支,全蜀敝矣”。这正与邢玠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他的认可。

  于是,四月十二日,他受邢玠之命,带知县蒲林、经历杨继武、李应春、游击吴文杰等前往紧邻播州宣慰司的綦江安稳(今重庆市綦江县安稳镇)。他先派綦江县令到松坎(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松坎镇)去对杨应龙宣布谕令,让杨到安稳镇接受审查。杨应龙有所顾虑,观望不前,也很狡猾,先派其弟杨兆龙整治驿站、准备食物。当日鼓乐大作,很隆重地“郊迎叩头,致餔资饩牵如礼”。杨兆龙跟县令说杨应龙已经绑了闹事的头目,在紧邻綦江的播州地界松坎镇迎候,之所以不敢离开自己的地盘来安稳请罪,是有前车之鉴,害怕安稳的仇民沿途伺机报复以遭杀身之祸,请求王士琦“枉车骑临贶松坎”,亲自接受他“吐肝胆,披腹心”的投诚。

  綦江县令带回此话,旁人都觉得危险,怕其中有诈,劝王士琦三思。而且安稳离松坎还有三天路程,万一有不测,援军鞭长莫及,不能轻易履汤蹈火。而王士琦性豁达,有大谋略,向来果于任事,他毫不为意,说:“他以为我胆怯了吗?松坎也是向来的奏勘之地。”于是慨然决定单车前往,颇有少年王阳明单骑闯边关的过人胆识。

  五月八日,王士琦单车到松坎,杨应龙果然“面缚道旁,泣请死罪,膝行前席,叩头流血”。王士琦晓以大义,责以利害,对其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杨应龙率领苗人头目“膝行抱士琦足泣”,表示愿意帮助捉拿朝廷想要的罪人以及向朝廷献罚金,但要求援引贵州彝族土司安国亨请降伏罪的先例。王士琦在松坎住了三天,写了《谕过杨应龙申报公文》,向朝廷报告此事。据明人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载,由于当时“倭氛未靖,大司马(邢玠)欲缓其文罔,专事东方,天子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因此命令杨应龙到安稳接受审问。

  七月二十四日,桀骜自负的杨应龙遵守指令,到安稳投降请罪,跪献在娄山关冲杀川军的主犯黄元、阿羔、阿苗等12人代自己受斩,还答应将黄平、白泥、余庆、重安、草塘五个长官司地划归贵州省辖,认赎四万两黄金用来采伐树木,由其子杨朝栋代任播州宣慰使,次子杨可栋作为人质扣押重庆府。此事暂时得到平息。

  十月,朝廷论功,升任王士琦为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上川东道兼整饬兵备副使(简称川东兵备使),并赏赐银币。因其单车谕应龙,令其忌惮,所以专以此任“弹治”杨应龙。此时,虽然川乱暂平,但朝鲜之倭未平,于是在松坎设安边同知,由綦江知县蒲林担任,王士琦监督搭盖安边厅官衙,毕事而归。《四川通志》《重庆府志》《綦江县志》等因此为王士琦立传,称他“威信有方略”,治川期间,“贼不敢犯”。

  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王士琦刻印了前贵州巡抚江东之的《制苗事略》一书。江东之在贵州巡抚任上很有作为,“黔人称贤”,有“抚者必以东之为首”的美誉,但在讨伐杨应龙时却惨遭败绩,从而被降黜为民。他愤恨抵家,郁结难舒,著《制苗事略》阐述他的制苗思想。王士琦为总结经验教训,刊刻其书,并撰写跋文,表达了他“治之不以力而无不治者,其治苗之胜算”的安抚思想。在此期间,王士琦还撰写了《苗地屯粮议》一文,被清人严如煜收入《苗防备览》一书,这是关于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苗族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可见王士琦文章的价值。该文论述了官兵屯田一事,他鼓励巡逻放哨的百姓开垦土城之外“土地膏腴”的地方,如此,“久之,阡陌既富,则庐舍栉比。即以此民抽选训练,平居互相守望,有警协为防守。则屯卒募兵之道,均得矣”。这种战守结合、军民互动的想法,很契合其“当下受用,打成一片,方为实证实悟”的思想,他的这一想法还与万历名臣邹元标作过深入的探讨交流,邹元标十分认可,并以“世道之责”互相勉励。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朝鲜倭患又起,邢玠与王士琦被调往朝鲜抗倭前线。其后,杨应龙的儿子杨可栋在被押至重庆之后意外死亡。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安葬无果,不久又重新起事,以致抗倭有功而升级的王士琦受到牵连,从而受到“禠职回籍”的处分。过了五年,才以降一级的代价出任湖广右参政。即使如此,他还不忘“条议抚苗八事”,而且“皆凿凿中窾”。

  王士琦平播而受到牵连之事,当时人们就认为很不公平。他的堂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就在《广志绎》中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杨应龙之所以屡次造反的原因,他说:“播州东通思南,西接泸,北走綦江,南距贵竹,万山一水,抱绕萦回,天生巢穴,七日而达内地。然其地坐贵竹,而官系川中,故杨酋应龙伺川中上司则恭,见贵竹则倨,川议赏,贵议剿,非一日矣。”以王士性来看,播州地势险要,足以据险而守。但“播称沃土,人人垂涎”,其地处贵州、四川的交界之处,经常受到双方的觊觎勒索。因此,杨应龙造反,很大原因是官逼民反,事发之初,贵州、四川两省的巡抚就为是剿还是抚争论不休。后来的平而复反,也是当地官员戏弄,不仅不把他儿子的尸体还给他,还索要赎罪银,从而导致杨应龙再次铤而走险。因此,王士性认为,王士琦当时单车谕应龙之事,是顺势而为,而且“是行也,实贤于数万师”。在当时边关告急,无力征剿的情况下,用招抚是最为明智而合算的做法。

  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辅臣的叶向高最欣赏王士琦,他说自己在内阁的时候,曾经跟其他辅臣讨论过播州的问题,他认为:“夫竭天下之力,攻一土酋,虽开两郡,拓地千里,然实无分毫租赋入于县官。而蜀中且岁捐金钱以奉之,其利害得失不较然哉。”他觉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定播州,对朝廷来说得不偿失。并且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应龙的反叛是迫不得已:“方酋伏法之日,攀楯大呼:‘王公在,我曹不至此。杀我曹者,高推官也。’此亦当日得失之镜也。”从叶向高的描述来看,杨应龙最后死前所说,假如王士琦在,他肯定不会造反,也就是说朝廷如果还一直执行原来的策略,杨应龙是不会铤而走险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杨应龙对王士琦的敬服之心。从史实来看,当时王士琦援朝时,杨应龙就曾表示愿带5000兵士远赴辽东征讨倭寇,立功赎罪,可惜没有如愿,否则结局可能截然不同。崇祯十六年(1643)官至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黄景昉(1596-1662,明末福建晋江东石人,字太稚,号东厓)也为王士琦鸣不平,他写了《国史唯疑》一书,该书目的是探索历代朝政治乱得失、做出公正判断,在述及平播一事时,他说:“时王士琦亦以欺蔽为罪。考王故尝单骑入应龙巢谕降之,罚四万金赎死。才自佳,前罪似可末减。”他认为王士琦很有才能,他的这项罪名应该从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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